北京论坛2016丨Geoffrey Hewings教授谈老龄化和巨型城市的问题与机会:芝加哥2000-2050年间的经济分析

2017年04月20日
研讨会

“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分论坛系列讲稿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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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城市的发展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老龄化、规模衰减等问题,业已成为国际研究的重点。来自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Geoffrey Hewings教授,以芝加哥2000—2050年的经济情况为例,对移民、退休年龄、收入和消费等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老龄化和巨型城市面临的挑战。

Hewings教授指出,截止到2030年,发达国家中将会有超过20%的人口年龄大于65岁。应对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有三种方案:第一个是提高生产率,但是如何实现和在哪里实施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方案是增加移民,但是美国现任总统不赞同这个方案;第三个是延迟退休年龄,可是会对社会保障有一些激励和限制。Hewings教授认为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对大都市区人们收入不平等和收入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

Hewings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模型的开发构建来探究以上问题。预测结果显示,到2040年全美国和芝加哥的老龄化人口(年龄大于65岁)所占比重将达到20%,日本则是30%,导致人口抚养比攀升。比较伊利诺伊州2000年和2030年的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到4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度增加,而25-44岁之间的人口将显著减少。不同年龄的人口通过消费和收入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老龄化人口的收入很大比例是来自于资本收入,而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收入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Hewings教授探讨了采用移民方案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出现的争议。一方面,增加移民会挤占当地人尤其是低技能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并降低薪资水平,由此产生了更高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移民可以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和由老龄化引起的不平衡,同时可以改善社会保障计划的偿付能力,因为移民会缴纳社会保障金而他们的父母通常不在该系统中。

Hewings教授假设了三种情景,芝加哥每年引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为0.6%、1.2%、1.5%。模拟结果显示,引入移民显著地改善了人口老龄化的状况,芝加哥地区的老年抚养比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大幅减少。一开始年轻移民的流入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导致薪资降低,但在2040年之后,薪资水平会高于不引入移民的基准线。如果芝加哥地区没有引进任何移民,老龄化将会导致地区生产总值(GRP)面临负增长(每年下降0.2%),增加移民会对GRP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若引入移民比重达到1.5%,芝加哥地区的GRP将年均增长0.9%。引入移民越多,在最初阶段人均GRP下降越多,但是在2030年之后,人均GRP会上升更多,超过不引入移民的状况。移民对社会保障税率的影响也类似,只是趋势的转变点在2050年。

Hewings教授接着探究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发现退休年龄对薪资水平的影响和移民的影响很类似。相比之下,延迟退休年龄会增加地区的人均GRP,虽然随着年龄增长边际效应递减。延迟退休年龄对收入和资产分配的影响比较小,会不显著地增加基尼系数。延迟退休年龄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均有好处,其中年轻人获得的好处更多,得益于社保资金需求减少带来的税收减少,而年长的人则主要获利于利率增高所带来的资本收入升值。

Hewings教授还探索了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的关系。区域的人口结构是由自然增长率和移民所决定的,当该区域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化不大时,移民就成为改变区域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因为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够显现,而移民可以立刻提供劳动力。Hewings教授研究表明,不同年龄层的消费增长率差别非常大,在不同类别的消费如食品、住房、服装、交通、医疗上的分配也是不一样的。中年人的住房消费明显较高,食品和饮料方面的消费则根据年龄层而变化。有意思的是,根据预测65岁以上的人食品消费会下降,但由于美国人的肥胖率很高,所以实际的食品消费率增加了,并且由于吃得不健康,医疗的支出也会增加,基尼系数也会增加。基尼系数的增加主要还受到产业空洞化、退休人员外迁和高薪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影响。

Hewings教授还使用整合了跨区域交易和内生增长机制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人口变化影响下的区域间内生增长,这些分析有助于中西部各州(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密歇根、俄亥俄和威斯康辛)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路径设计。内生人力资本投资即对未来劳动力的教育投资,它能提高相应经济的整体生产力,从而削弱劳动力缩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具体的模型中,每个家庭面临三个决策,一是如何分配消费与储蓄(跨时期分配);二是选择消费哪里生产的商品(跨地域分配);三是如何分配教育和工作(人力资本)。Hewings教授验证了受教育程度是否可以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而对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发现,经济结构的明显相似性和强劲的区际贸易依赖关系模糊了生产率的差异。

Hewings教授建立了一系列动态仿真模型来探究各种可能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在模型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辅相成,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结合更为有效。经济增长进一步引起物质资本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本身的增长。然而,随着人均物质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由此降低了对教育投资的激励。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都很高的地区,两者的增长率都很低。

Hewings教授在模型中探讨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先后按照年龄和收入将家庭分类。按年龄分类的时候,显示年轻人的消费要超过老年人,中年人需要把工资存下来用于退休花费和子女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消费要少一些。按收入分类时,可以看出收入最低群体的乘数效应是最大的,收入增加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不及高收入的人群。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变大,年龄不断增长的群体加剧了整体的不平等状况。

最终Hewings教授分析了模型的局限性,指出未来可以从个人、公司和政府的角度来做进一步的探究。他做了以下总结:1)移民和内生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为减轻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提供最大的贡献;2)巨型城市的政策选择往往受制于国家政策(如英国脱欧),可能会限制移民或撤销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3)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可能贡献有限,但是对老员工的投资还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不少老员工都透露出延长劳动时间的偏好。

(本文稿根据演讲现场纪录和PPT整理而成,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对。)

演讲人:
Geoffrey Hewings,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

整理者:
谭卓立,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
曾馨漫,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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