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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W. 希勒（Allan W. Shearer）

        一方面，博物馆的观览者通过一场展示新兴技术的展览，可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桌面上模型世界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可以从激发这场展览背后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现实挑战的视角去理解这些变化。诚然，手段和目的的纠缠关系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环境这件事上，更是如此。为了改善生活和生计，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土地广泛而密集地转化为人工景观——人类世由此而始——在这个地质时代，人类已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的力量。除了气候变化这一最明显的影响，人类活动还构成了一些看上去不太明显但影响同样深远的条件，那些得以生活在我们城市中的动植物物种其实都在这些条件下有所进化。从这个角度看，地球本身并不是被设计的对象，它就是设计的产物。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地球是一个设计项目”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协调手段和目的？更直接地说，我们的设计应该采取哪种思路？是尽力构造“希望可能出现的未来”还是尽力避免“希望一定不会出现的未来”？这两种观点可能各有优势，但将导向不同的环境关系（图2）。一方面，博物馆的观览者通过一场展示新兴技术的展览，可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桌面上模型世界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可以从激发这场展览背后的大规模大范围的现实挑战的视角去理解这些变化。诚然，手段和目的的纠缠关系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环境这件事上，更是如此。为了改善生活和生计，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土地广泛而密集地转化为人工景观——人类世由此而始——在这个地质时代，人类已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的力量。除了气候变化这一最明显的影响，人类活动还构成了一些看上去不太明显但影响同样深远的条件，那些得以生活在我们城市中的动植物物种其实都在这些条件下有所进化。从这个角度看，地球本身并不是被设计的对象，它就是设计的产物。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地球是一个设计项目”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协调手段和目的？更直接地说，我们的设计应该采取哪种思路？是尽力构造“希望可能出现的未来”还是尽力避免“希望一定不会出现的未来”？这两种观点可能各有优势，但将导向不同的环境关系（图2）。

图2  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图表。法格（Fagg）和哈钦斯（Hutchings），《区域调查》，1930年

资料来源：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1930年，图片引用经由许可

        仔细阅读伊恩·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便可以读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展品，理解其明确表达的问题以及隐含其中的与变革态度达成妥协的需求。从这本书中描述的一些建成项目和未来构思，还有受《设计结合自然》影响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设计实践、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解读都已与50年前不同。一些差异是渐进性的，另一些则是革命性的；所有这些都对问题架构设计和解决方案制定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安全是设计论述中一个相对较新的话题，本卷中的几个项目，包括中国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非洲的绿色长城、荷兰的能源奥德赛—2050，还有黄石育空地区保护计划，对此都有所涉及。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对安全的追求可以被简单视为我们全球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作为一项专业实践（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和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员想要实现促进健康、安全和福利的目标，都要获得政府机构的许可。从关注日常安全（safety）到重视安全保障（security），这不仅仅是言语表达上的升级。安全化既显示了我们的存在性恐惧，也反映了我们想要通过采取保护措施让希望变得不那么脆弱渺茫。希望和恐惧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大。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防御手段是否最终摧毁了我们与被保护对象之间的关系。该如何通过设计项目实现安全？

        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假设——“每个人都在设计由谁去计划行动步骤，将现有情况变为希望实现的情况”——在今天仍然是有助于思考有意改变的出发点。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设计实践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因为对于设计问题，我们往往缺乏有关初始条件、可用行动方案或希望达到的最终状态的基本信息。解决这些模棱两可的问题需要进行溯因推测。在科学中，溯因推测提供了一个真实性有待检验的假设。在设计中，它提供了一个观点来指导临时性想法的发展演变，经过改进，这些想法最终将接受评判，看看它们是否能令人满意。如果将溯因推测作为设计的核心，它将成为创造的重要助力，不过它也明确允许出错的可能性。溯因观点可以有多种形式，但不管过程是如何开始的，它都将发展成为支持改变的论点。起草设计论章的过程往往因为在溯因推测的形成中使用了“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个由加利（W.B. Gallie）创造的词旨在说明以下情况：用以推进社会议程的抽象思想可以接受解读，而且更具挑战性的是对不同的解读方法都开放。举例而言，艺术、民主、正义和宗教等都是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环境设计中，想要把一个好的概念落到实处会受到彼此竞争的阐释因果关系模型的阻碍，数据过多或过少也是个麻烦——这些都让问题变得棘手。简言之，不要低估设计逻辑的内在偶然性：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被用来构建溯因推测，以暂时解决——不是永久解决——棘手问题。

        加利的这种提法关注的是具有积极内涵的主意，然而是否会出现物极必反的情况呢？俞孔坚及其同事的“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安全应该是环境设计的首要目标。一方面，当我们周围似乎有太多不确定性时，在直觉上似乎很难反驳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安全就是一个在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

        是否将某事物视为安全对象取决于价值观——或者更狭义地来说，利益——是如何建立、分享和维护的。它预先假定另有一些东西会造成危险。那么，危险会怎样表现出来？从哪里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安全化强化了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观念。由于这些危险与生存有关，所以安全优先于其他政治活动。那么就要问，社会中谁有权宣布某个问题为安全问题，谁有责任对此作出回应，而且最具挑战性的是，（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行动有哪些限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提高一个群体或事物的安全性可能会降低其他群体或事物的安全性。优先排序的行为会让其他实体变得脆弱——优先考虑民族国家安全可能会对环境和人民造成危害，例如核武器试验会产生核辐射或者导致铅和推进剂对地下水的毒害；而优先考虑环境安全又可能会因限制军事训练和测试行动而使民族国家受损，或者因限制经济活动而损害人类利益。

        安全性还意味着当前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对未来的设想。试想一下人们在设想未来时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以及为解决它们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简单起见，假设不确定性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有些不确定因素对个人产生不便。对于这些因素，每个人自己上点心或者培养好习惯就可以解决，比如设置两个闹钟以确保守约。第二类，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们与集体健康、安全和福利有关。这些因素通常会由当值的政府警察机关解决，有时则在机构支持下解决或由市场解决。例如交通法规和信号系统使驾驶员、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共用道路和街道交叉口就属此类。第三类，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产生威胁到生存的伤害，这些问题就需要特殊权力通过安全措施加以解决。

        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通过军事手段捍卫国家主权。不过，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呼吁扩大安全的定义，将包括环境在内的更广泛的关切问题纳入其中。从广义上讲，这种扩大让人们对构成“威胁”的因素进行重新评估，并日渐认识到生态问题在健康、经济和政治稳定相关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有人认为，更整体更全面的安全定义可以更好地分析对超出国家范围的跨境问题以及小于国家范围的个人或区域问题。

       这些想法已经被纳入政策和实践中。乔治·布什总统呼吁人们注意跨境环境压力，认为这是造成国际政治冲突的原因之一，他还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我们必须以保护增长潜力和为今世后代提供机会的方式管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这可能是环境第一次被高调地当作一个需要思考的安全问题。比尔·克林顿总统同样表明了环境恶化影响国家安全的立场。除政策文件外，负责环境安全的国防部副部长谢里·沃瑟曼·古德曼（Sherri Wasserman Goodman）还承认，森林砍伐、土壤侵蚀和水污染等问题是造成海地社会衰退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美军在1994年介入海地事务。在美国，受关注的环境安全问题不仅在国防方面。例如为农业提供各种支持的联邦《农业法》（Farm Bill）于1985年被重新命名为《食品安全法》（Food Security Act）。1979年作为独立机构成立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于2003年成为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环境或生态因素安全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认为，将生态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讨论，往往会混淆不可再生的经济资源与可再生的经济外部性，比如清洁空气和清洁水等。此外，虽然野蛮激进的行动通常被视作故意为之，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认为生态系统的退化是其他一些（通常是善意的）意图下产生的副产品。最后，有人认为，环境安全化可能会将解决问题的可用手段局限在民族国家常常采用的等级官僚体制之中的方法上。

         1990年代初至中期，《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本书第12章）的第一作者俞孔坚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形成了自己对生态安全格局的早期思考。由于他之前在中国接受了景观设计专业的教育，因此他的思想建立在环境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当时这个领域尚未与安全研究领域正在发展的环境安全方面有明显交叉，而且还应注意，作为一个学术对称性的问题，安全研究领域那时也没有把规划和设计理论纳入文献综述。虽然缺乏交叉参考文献，但俞孔坚依旧像安全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一样，（在这一情况下，就生态功能而言）把安全的概念定位为存在性威胁，并借鉴了科兹洛夫斯基（Kozlowski）关于发生不可逆转损害时的最终阈值的概念，将其作为确定和量化风险的一种方式。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俞孔坚致力于保护的是支持持续生态功能的全系统生态过程，而不是濒临崩溃边缘的个别元素，例如濒临灭绝的物种。不出所料，俞孔坚在他的论文和随后的出版物中都引用了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他们的观点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基础前提，即，在系统内存储、移动和使用能源至关重要。不过因为俞孔坚也对现在晚近的景观生态学理论有所了解，所以他认为“千层饼”分析技术必要但并不充分。具体来说，这种方法考虑到了垂直相互作用（垂直能源关系），但没有考虑水平相互作用。俞孔坚论文的贡献就是展示了如何将战略位置和景观的各部分进行概念化并在计算上用模型表达出来，以保护、改善和创建这些水平流动。举例而言，水的流动就是这样一种把异质生态系统连接成一幅更大的镶嵌图的流动；在通过基因转移来支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水平流动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俞孔坚的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从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声明中获得了启发。虽未受到邀请，但出于对政府在发展新城区方面可能有所失误的担心，他致信当时的国家总理，建议开展安全模式分析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保护这些地区仍然健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几周之后，俞孔坚就接到指示，要求他组建一个团队并制定计划。大约30名专业人员和博士生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制定出一个可以指导今后更具体的区域工作的全国规模的规划。总体安全格局综合了对流域源头保护、雨水管理和防洪、土壤侵蚀、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的单独评估。这项工作的规模令人鼓舞，其方法已被国土资源部（2018年改为自然资源部）采纳，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从许多标准来看，中国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及相关的生态安全研究是设计结合自然的成功范例。不夸张地说，这些应该被称赞为重大成就。但接下来呢？通过这种方式，生态系统是否将永远实现安全化？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些论点和由此产生的行动的长期影响。如前所述，安全化使决策脱离了常规的政治程序。这样做在保护预期目标或系统的同时，也将使其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分离开来。

         本文早些时候对“安全”这一概念的讨论，涉及三种不确定性、潜在危害性以及可能采取的管理措施。在英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中，可以强调safety和security之间的区别，二者用来区分日常安全需求和免受严重损害的特别保护需求。然而在其他包括罗曼语和汉语在内的语言中，并没有这种区别，而只有“安全”这一个词。缺少对这两个词的区分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把可以通过正式程序来管理的不确定因素和那些需要紧急措施来处理的不确定因素区分开来。另外同等重要的一点是（严重性）降级的能力。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已促使一些人去探索韧性以外的问题。中国学者和从业者撰写的生态安全文献已经指出过去25年快速城市化对环境所造成的无意却重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的是，采取一种安全的姿态能让我们用各种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某一时刻——也许是我们自己无意造成的——我们，作为人类集体，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人类的生存去设计这个星球。不管怎么说，安全是一套整体化的语言，如果不提供一条降级道路，就存在减少甚至否定必要的讨论和辩论的风险。但是，他们——或者我们——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吗？从批判性安全研究的角度看，是否可以想象，结合自然的设计不再需要非凡的力量，而是成为一项日常的安全事务？如果不能，我们的手段——或者更差一点，我们的想象力——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的，存在性威胁给特殊的安全行动提供了合理理由，但是采取这种行动产生了一个悖论。对某个高度重视的对象或概念进行安全化，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能开展特殊实践来支持它——这可能是富有成效的。但是，文化规范和社会惯例的每一次妥协，都会略微、逐渐地改变我们与我们试图保护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如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所写的那样，“要想确保某件东西的安全，就必须对它采取行动并加以改变——这是通过确保它自身的安全来迫使它经历某种转变。因此，对某物施加安全保护，其结果是反倒破坏了之前安全保护宣称的要保护的对象本身。只有在事物最初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保护该对象才成为可能。”当生态系统成为安全的指示对象，当安全成为我们设计环境的论据基础时，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和我们与自然的联系会变成怎样的呢？

       创造和改造景观不仅仅是改变地形；它还可以建立生态关系，并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确认价值观。在《设计结合自然》中，“结合”一词提供了可能。对麦克哈格来说，环境设计的任务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找到一种契合点。在我看来，结合一词想要传达的是一种人类的责任感，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要设计符合自然。这种方法蕴含着十足的谦卑和内在灵活性。当然，我相信“契合”也是俞孔坚和他的同事所追求的理念，他们为了测试各种契合度，还创造出比麦克哈格所使用的更加先进的分析技术。但在追求他们所说的设计逻辑——他们那样一步一步推导下来要为改变进行论证时，确实出现了潜在的问题。在没有逐步减少掠夺计划的情况下，对我们星球的生态系统进行安全化保障似乎是目光短浅的做法，而且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设计结合自然”中的“结合”。一种极端，是设计实践可能会将自然弱化为一种退化了的概念，即在设计中某处存在着被我们占有的、残存的自然。另一种极端，是“结合”用来表示行动的方式。设计结合自然意味着对自然进程有充分的把握，将其作为我们自身能动性的主要工具来使用而最终实现变革。

        让我们回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展览以及它的启发性问题——“是否应该把地球作为一个设计项目？”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土地塑造成自己认为的世界形象。因此，毫不奇怪，这种互动活动令人非常满意的一点就是随着造山造海力量而来的即时满足感。其附近的展品，包括一个非洲绿色长城的部分模型和一条装在人造树脂中标记人类世的金穗，充分表明人类的能动性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地质工程愿景。而且，就好像是在根据提示行动一样，一些游客对长长的山脊和宽广的海岸线进行了彻底改造，不过，大多数游客只是在他们恰巧站立的地方对沙土多个分散部分进行了修改，并且小心翼翼，以防破坏他人的努力，好似存在领土边界一样。即使周围没有其他人，大多数人仍然尊重已塑造好的“现有”外观，就像保护自然奇观、珍视文化景观或圣地一样。虽然这不是一场科学有效的调查，但通过观察，大多数人选择限制他们的改变程度，并且保持某些事物原封不动，这可能表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希望找到与自然相契合的点，而不是要通过居高临下的叙事方式让自然来契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