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regory W. McCarthy
1937年，在一篇名为“城市是什么”（What is a city）的文章中，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描述了一种城市的进化过程：从一种秩序混乱且仅有一个核心的状态进化为具有良好秩序并且拥有多个核心的状态，核心之间有充分的空间和明确的边界。芒福德说：“当二十个这样的小型城市坐落在一个充分规划了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地区，它们将拥有一个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所具备的各种好处，同时可以避免普遍存在于大都市的缺陷，比如说，大量的资金都锁在不营利的公共设施上，土地价值停留在不能适应新需求的水平。”
在芒福德看来，如果在设计中能让公众参与，这样的城市将会成为新型的多核心大都市地区的核心，“核心的形成会导致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这是因为这个地理区域第一次拥有社会存在的所有功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人口的集聚来产生必要的社会凝聚和社会戏剧，我们还必须通过当地核心的打造和更好的区域关联来实现这种结果。”
然而，不幸的是，自从芒福德写下这些文字之后，我们还没能成功打造一个他所憧憬的多核心都市或地区，也没有推动城市进化理论的研究。今天，城市理论研究者能够描述城市是什么，能够通过识别一些城市的基本模式来发现城市进化中一些潜在要素之间的关系，或针对城市面临的某个挑战提出了一些有限的解决办法，但在解决一个城市问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另外一些新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们从未真正开发出一套城市研究的科学体系。
劳拉·博丽丝（Laura Bliss）于2014年在城市实验室（Citylab）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新的城市进化理论出现的可能性。她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规划师、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用分类的方法将城市和城市的进化过程理论化，他们从对功能的分类到粗糙的分类体系的建立，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哈里斯（Harris，1943）的《美国城市功能分类》（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安格尔等人（Angel et al, 2012）的《城市扩张地图集》（Atlas of UrbanExpansion）、诺克斯（Knox，2013）的《城市地图集》（Atlas of Cities）。但他们使用的分类体系在选择分类指标时带有随意性，难以告诉我们城市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并且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1961年，珍妮·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序言中，她呼吁发展一门城市生态学来科学地探讨塑造城市的力量。为了抨击规划界的正统思想，她在书中讨论了决定一个城市伟大的要素，但她的讨论只是描述性的，而谈到的要素中的大多数却是关于城市设计的。在她接下来的一些工作里，雅各布斯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定义大城市的基本原则，大部分都与城市形态相关，但她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改善城市理论的科学框架。
现代城市理论一直被几个缺点困扰着。这些理论缺乏分析力，未能提供一个严谨的框架去提出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些假设。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理论研究的方向通常侧重于标志性的大城市，而不是研究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人居聚落样本，用来反映大城市与小城市、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工业城市与商业城市的差异。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未来的城市里改善人居的可持续性，然而，现代城市理论研究几乎提供不了任何指导。
联合国人居署第三次会议将于今年十月份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会议将推出一个“新的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这个议程的目的是就城市化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全球共识，指导联合国成员国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未来的30年里迎接25亿新市民进入到城市中。届时，人类用了250年时间，终于完成人类居所从乡村为主到城市为主的巨大变迁。但在尝试实施“新的城市议程”之前，我们要面对自己在城市和城市进化方面的知识仍然严重不足这个问题。一个新的城市科学将帮助我们在城市化的最后阶段把城市发展好。
我不是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科学，而是建议借用物种进化论来探讨城市。物种的进化主要受到四种力量驱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基因流（gene flow）、突变（mutation）和随机漂移（random drift）。我认为，城市的进化也受到类似的力量驱动，借此可预测城市的塑造。物种进化的成功标志是繁衍成功，而城市进化的成功标志是城市的增长。
自然选择可以概括为一个刺激和响应的过程。对城市来说，这个过程反映在城市面对一些有利或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或刺激时所做出的反应。刺激可以来自经济、环境或政治等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部因素是不受城市控制的。例如，经济的结构调整可能会淘汰一些城市，它们往往以制造业为主，其劳动力缺乏灵活的技能训练，或只生产单一并对全球需求变动敏感的产品。此外，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会抑制沿海城市的发展，那些暴露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城市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还有就是政治方面的刺激，包括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动乱、战争的发生。有些政治刺激表面上看只是微小的，比如国家税收分配公式的变动。所有这些外部刺激都会对一些城市有利，而对另外一些城市不利。一个城市应对不同刺激的能力可以作为衡量其弹性（resilience）的标准，而影响城市进化的其他三种力量也会直接影响城市的弹性。
基因流即人口、资源和技术的空间流动，有助于城市经济、社会和年龄结构的多样化。我们可以大概得出一个结论：人口、资金和新技术的流入，可以改善城市应对外部刺激的能力。而一般来说，这些要素的外流则会弱化城市应对外部刺激的能力。
突变对城市而言就是一些无法预测的技术变化或突发事件，比如创新或突如其来的破坏。
随机漂移是由于文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继而引发城市长期的变化。这包括我们对维持和保护长期的、有形或无形(文化)的资产所做的决定。随机漂移可用于描述城市可能会以一些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其个性。
如上所述，我在本文的意图并不是要阐述一个新的城市进化理论，只是想推出一个思考的方向以促使我们更系统和严谨地思考城市的变化。现在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量化城市进化理论框架里的要素。风险理论家和保险公司量化了许多会对城市形成挑战的外部刺激，人口理论家和人口统计学家系统地研究了移民问题，宏观经济学家研究了资本流动。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学界也对创新和破坏做了许多研究。学界对随机漂移的研究稍微少一些，但正如博丽丝所说，大数据和新技术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长期的随机漂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把不同领域的工作集合到一个大框架里，将会深化和提高我们对城市进化的理解。
城市进化论是城市理论往前迈进的标志。但值得慎重的是，城市进化与物种进化是有异的，物种的进化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即物种设法适应外力的作用，而城市不一样，至少在理论上说，城市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比如城市规划。但是城市规划师需要更好的工具来支持他们的实践和创新。如果我们要成功实施“新的城市议程”，一个基于进化科学的新工具箱会有很大的帮助。正如芒福德在1937年的文章中总结的那样，“未来城市生活有着各种新的可能，不仅来自于更佳的技术组织，而且也来自于我们对社会学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要把握这些可能性，要构建合适的个人与城市之间的结构，在城市这个舞台上上演各种戏剧。这是我们未来一代的任务。”
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将乐意支持年轻一代对城市进化开展综合、科学的分析研究，也将通过推动有效的土地政策来促进城市的进化。我们城市的未来将取决于城市的进化过程。
作者简介：George W. McCarthy是美国林肯土地研究院院长和首席执行官
译者：李瑞钧
文章来源：George W. McCarthy, “Toward a Theory of Urban Evolution,”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Land Lines, July 2016, Lincoln Institute ofLand Poli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链接：https://www.lincolninst.edu/pubs/dl/3683_3035_president-message-0716l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