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地理学取得了卓越的理论进展，从传统经济地理学走出来，吸收主流经济学理论方法，发展成空间科学，进而走向激进地理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逐渐吸纳其他社会科学成果，关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基础，走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以及“关系转向”等。但经济地理学发展并未系统地阐释历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法系统地解释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过程。结合演化经济学，引入演化视角有助于经济地理学更全面地理解技术进步、动态比较优势、产业重构和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等系列问题。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他们借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空间经济活动不均衡分布的历史演进问题，从而逐步构建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实证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以及复杂科学等理论研究成果，将时间与空间要素、微观企业与宏观制度内在地联系起来分析经济地理格局的历史演进过程。演化经济地理学反对完全理性人假设，认为动态性和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演化结果非最优化，创新是自我转型的终极原因。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演化历史事实在企业惯例传播，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企业网络演化，集聚外部性，组织、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以及区域产业演化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将知识和技术特性置于其理论构建的核心，强调在分析企业动态和区域产业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研究创新、新企业、新产业和新网络的出现及其所体现的不同发展路径。熊彼特及其追随者认为现有技术或知识的重组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演化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受企业吸收能力、认知能力以及知识累积性的限制，企业之间只有具备相似知识或技能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与知识重组，从而促进创新的发生，进而分化出与其主营业务产品存在技术关联的新产品，而非产品价值链上处于上下游的产品。演化经济地理学从技术、知识与技能所具有的认知临近出发，提出了相关多样化等概念，丰富和发展了区域产业演化、产业动态演变以及集聚外部性等理论。
基于发达市场经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动态演化驱动力，是一种内生发展模式的自然延伸。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大量产品占据国际市场巨大份额，产业结构不断更新换代和转型升级。即使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在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双重作用下经历剧烈调整。在快速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大量企业诞生，也有大量企业消失，这种企业微观动态的空间差异性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内生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知识和技术等外部要素，而不仅仅是自身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在快速发展中，中国还创造了“有为政府”，采用财政、投资、土地、税收等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演化，为地方经济发展寻找新路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支持和利用，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模式，差异巨大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发展模式为发展和拓展演化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绝佳条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经济地理”（编号：41425001）和重点基金项目“全球-地方互动与区域产业重构”（编号：41731278）的支持下，本着揭示中国区域产业动态演化机制和规律，本书基于中国视角拓展演化经济地理研究，探究区域产品演化、区域企业动态以及区域产业演化。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演化经济地理学。（1）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检验了技术关联对区域产业演化的显著影响，确认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2）超越基于认知临近性的技术关联，检验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等多维邻近性对企业动态和产业演化的作用；（3）超越内生发展模式，发现外生力量带来新知识，引入新产业，为区域发展创造新路径；（4）结合市场力量，检验了一系列政策如主导产业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地方政府竞争等对产业发展演化的显著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也能帮助区域实现路径突破；（5）回应学界对演化经济地理学不够重视制度的批评，探讨了区域制度环境如市场化环境、语言文化差异性、政治管治差异性等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6）鉴于中国仍处于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市场经济环境不够完善，本书还探讨了基于认知临近性的技术关联发挥作用的条件，发现技术关联的显著性存在显著企业差异、产业差异以及区域差异。总体而言，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区域产品、产业以及企业动态确实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显示路径依赖式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诸多路径突破的方式，如政府补贴，加强外部联系，建设开放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加强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为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本书由作者及研究生团队共同完成，他们包括周沂、郭琪、李伟、胡绪千、李蕴雄、任永欢、刘颖、金璐璐、罗芊、杨昕、董瑶、黎斌、余昌达、林文盛等。限于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本书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深化。对书中各章不足之处，还望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