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N. Levitt 和 Emily Myron
中国一方面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另一方面正在成为全球绿色倡议的领导者（全球碳排放量地图，2016），两方面看起来矛盾，其实正如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所称：“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导致雾霾和土壤污染,中国正逐步从一味追求GDP增长转向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平衡发展理念。”（Xiang， 2017）
2016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量全球领先。根据国家能源局报告, 中国政府于2017年1月宣布到2020年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3610亿美元。9月，中国政府还承诺启动研究何时能够禁止销售汽油和柴油动力汽车（Bradsher，2017）。为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2017年11月中国将启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批纳入燃煤发电及其它五个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Fialka，2016；Zhu，2017）。
以土地为依托的绿色举措包括“海绵城市”，旨在管理雨水径流、预防城市内涝，以及保护水质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大-林肯中心）正与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合作（TNC China），为深圳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并探索创新大自然保护融资机制。
这两家机构的专业特长互补：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在自然保护示范项目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以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的国际知识为基础，北大-林肯中心则重点关注中国大自然保护战略、政策和投融资机制研究。“林肯研究院对美国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大自然保护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从这些工作中获得的国际知识有助于中国应对大自然保护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心主任刘志说道。
刘志主任称，“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寻找参与中国大自然保护的合适机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合作——先期从海绵城市建设（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城市生态保护）入手——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最佳的切入点。作为深圳海绵城市试点项目的合作机构，我们关注的是战略和制度框架以及中长期融资机制研究。我们希望深圳的工作也能够为全国政策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1960年中国没有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地区。到2016年，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地区达到15个。五十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六倍：从1966年的1310万居民（总人口的17.9%）增长至2016年的7810万居民（总人口的56.7%）（世界银行，2017）。到2030年，预计将有10亿人口（总人口的70%）生活在城市（Myers，2016）。由此带来的硬化路面和建筑工地导致不透水路面大面积扩张，因而阻止雨水渗入地表来补充地下水,无法缓解重大洪水的威胁。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暴雨和城市内涝已经危及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新华社消息，2012年北京洪水造成79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116.4亿元。
这场暴雨及其它城市内涝促使中国政府推进国家“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市及其它29个城市（从中部的武汉市到内蒙古包头市）被列为国家级试点，在国家政策及资金补贴支持下，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包括生态湿地、透水路面技术及涵养地下水的雨水花园。中国政府将会对试点项目进行评估，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根据政府的要求，只有当70%的雨水渗入土壤、缓解传统建筑排水系统压力并使洪水降至最低限度，才能达到“海绵城市”标准。目标是在五年内使试点城市20%的城市建成区达到海绵标准。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是深圳海绵城市试点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和技术顾问。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邀请北大-林肯中心等几家机构参与该项目，以提供政策、战略和投融资机制方面的研究。深圳试点示范项目分四个部分：工业厂房、办公楼、学校、城市社区等示范子项目,现有实践的综合提升，公众宣传以及战略、政策与融资机制研究。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海绵城市战略、政策与融资方面的研究工作”，刘主任说， “我们广泛研究了美国、德国、荷兰、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相关经验。深圳示范子项目让我们了解到哪些技术是最可行的，以及它们的成本和效益。”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制定海绵城市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海绵型基础设施成本非常昂贵，城区每平方公里的成本估计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问题是由谁来支付这些成本。目前深圳海绵城市建设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市级财政预算和企业自愿参与建设海绵基础设施，如雨水花园和屋顶雨水收集设施等。不过，现有的资金来源远不足以满足这一目标。
“我们正在研究其他国家在雨水管理融资方面的经验”，刘主任说，“比如，美国费城根据地块所含不透水面的面积征收雨水管理费。该市还提供了几套方案，帮助非住宅用户通过减少房地产不透水面积的绿色工程来降低雨水管理费。在中国背景下，我们认为长期融资方案需要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改革因素考虑在内。”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还积极参与城市之外的资源保护工作。过去几年来，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根据当地条件采用美国土地信托模式来保护土地、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服务，从空气与水资源净化到防洪抗旱减灾。“我们一直在检验这种因地制宜的土地信托模式能否作为一种有效的模式，扩大社会的力量，可持续地保护和管理中国最重要的土地和水资源，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绿色生计的解决方案，并通过私人捐助为保护区管理建立长期融资机制。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模式可以为中国目前的保护区管理体系提供重要的补充”，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保护科学主任靳彤博士说道。基于这一成功经验并利用从国际大自然保护网络（林肯研究院的一个项目）获得的知识，北大—林肯中心正着力探索更广泛的中国大自然保护融资机制。
土地信托是美国的一种创新。像公益慈善组织一样，土地信托利用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力量来保护土地，通常做法有：直接收购，取得土地所有权；或者获得保护地役权（也称为保护限制或保护公约）；或者作为他属保护地管理者。事实上，根据土地信托联盟（Land Trust Alliance）和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的2015年土地信托普查，截止到2015年底，美国大约有5600万英亩（约2300万公顷）的土地受地方、区域和国家土地信托的保护。美国在私人和公民大自然保护方面被认为是全球领导者，尽管没有综合数据来比较世界各国在私人和公民大自然土地保护方面的情况。全球由政府保护的大自然土地达到79亿英亩（或32亿公顷）（UNDP-WCMC 2016）。
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土地信托于1891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保护区受托者”（The Trustees of Reservations），这个团队至今仍通过获得所有权和保护地役权的方式保护着马萨诸塞州格外美丽、颇具自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地产。自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1000多家土地信托机构，如今已经遍布全国。这些机构存在于每一个州，而且将持续提高保护区的建设速度、质量和持久性，从而提供多项公共福利。这项工作极大地受益于美国联邦给予土地信托保护地役权的税收减免。
中国的海绵城市将会具备天津湿地公园这样的特性，即用收集的雨水灌溉垃圾填埋场旧址上的植被。
私人和公民组织保护土地的做法也扩展至世界各国。国际土地保护网络近期的一项调查（林肯研究院的一个项目）显示，全球超过130个国家存在私人和公民土地保护组织，遍及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ILCN，2017）。尽管各国有关私人和公民组织土地保护的法律环境和融资激励各不相同，但全球在保护与谨慎管理土地资源以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动机上是一致的。
当前土地信托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可能有助于重塑中国保护区创建和管理的方式。目前，中国超过15%的土地被指定为保护区，而且超过2700个自然保护区拥有最高级别的法律保护。然而，中国保护区网络仍面临重大挑战。许多保护区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有效的执行与管理机制及管理人员。为加强和扩大现有保护区网络，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及其合作伙伴正致力于制定适应中国国情的土地信托等类似机制。
2008年中国的一项政策允许个人和私人部门获得集体林地的管理权，这为土地信托参与保护区建设敞开了大门。2011年，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平武县地方政府开始合作，探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区。为保持土地信托行动的地方性质，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随后推动成立了一家新的地方实体——四川省大自然保护基金会——之后又被重新命名为桃花源基金会。2013年，桃花源基金会签署了中国第一份保护区租赁合同，授权其未来五十年负责管理这一区域。
地方政府、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桃花源基金会迅速划定租赁林地成立县级自然保护区，并命名为老河沟土地信托保护区，这是一个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超过27,000英亩（约合11,000公顷）。这个保护区的战略位置与现有濒危物种保护区（如大熊猫和四川金丝猴）相连，从而建立起巨大的保护走廊。在该区域严格执行反偷猎条例。同样，该区域内的溪流自由流动免受水力发电的干扰。
中国第一家土地信托保护区——老河沟土地信托保护区，面积超过27,000英亩（约合11,000公顷），其战略位置与现有濒危物种保护区（如大熊猫和四川金丝猴）相连。
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个保护区也非常重要。科学家们对野生动物进行了基本的普查，并架设了十几部红外相机以求更多地了解重要物种的生活情况。相机已经捕捉到大熊猫吃牛羚（亚洲山脉和高地发现的一种山羚羊）尸体的罕见镜头，进一步印证一个关于大熊猫是杂食动物的说法，牠们偶尔会吃肉。
对于保护区的日常管理，该基金会发起设立了一家地方性实体——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雇佣附近的居民从事保护区管理、执法和生态监测工作。
几家配套和负责管理保护区的实体还尝试探索增加保护区周边社区收入的机制，从而为保护区的管理提供持续的资金来源。例如，桃花源基金会在老河沟保护区外建立了市场机制，向高端市场出售生态农产品和蜂蜜酒。这些销售收入增加了社区的收入，减少了当地居民迫于生计而在保护区内猎食的情况。桃花源基金会和其它参与方还致力于探索有限发展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潜力，并在网上为个别项目筹集资金。项目管理者对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机构有兴趣参与并支持这些项目保持乐观。这些模式能否为保护区附近社区带来收益，或为保护区管理提供长期持续的资金来源还有待观察。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目标是到2020年与合作伙伴共同成立10家土地信托保护区，每家保护区采用略微不同的模式以展示这一方法的灵活性，例如，像四川省那样租赁土地并将其纳入保护区，或获得现存保护区的管理权。
除老沟河外，大自然保护协会还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其它模式以证明这种土地信托做法的灵活性。比如，由民间团体获得现存保护区完整或部分管理权。迄今为止，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各种地方性实体合作设立了四家土地信托保护区，包括老沟河保护区在内。而且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兴趣越来越高。
借鉴美国土地信托联盟的理念，2017年初桃花源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联合其他11个国内外非政府环保组织成立了中国民间土地保护联盟，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分享融资、标准、政策及能力建设的沟通平台，推动中国土地信托行动。联盟的愿景是将民间和私人组织及个人共同保护的土地提高至中国国土面积的1%。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即将迎来二十周年”，靳彤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致力于在实践中借鉴科学方法和国际化知识，以求应对中国最紧迫的环境挑战。比如说，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和土地信托保护区。通过与北大-林肯中心在保护区战略、政策和融资研究方面开展合作，我们可以放大示范项目的成功效应，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为触发系统性变革创造有利条件。”
James N. Levitt 是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土地保护项目经理，哈佛大学哈佛森林保护创新项目主任；
Emily Myron是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国际土地保护平台项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