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墨尔本大学的黄佩华教授在演讲中探讨了中国的公共财政问题，阐述了中国建立地方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前景。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加了6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据麦肯锡公司估算，到2025年，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将占全国GDP的90%。伴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面临着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的挑战，有许多相关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城市资金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服务收费？借贷？不同层级的政府负担哪些职能比较合适？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如何协调？政府与社会如何分工与合作？
中国的政府治理架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权力和资源逐级下放。中央政府下面有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之下有地级市政府，地级市政府下面是县级政府。上述层级政府的行政划分是按照行政等级来的，并不按照城乡二元体制划分为城市政府和农村政府。因此，城市和农村在财政收入和决策权力方面并未分开。
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国家税收收入按税种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政府向上集中了财权，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并未减少，使得城市发展缺少充足的资金。在目前的财政体系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小于支出。2015年，地级市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7.2%，但财政支出占比则达到了24.1%，产生了财政缺口。
对地方政府而言，其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城镇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但大部分的资金（超过70%）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由于预算不足，更多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出让土地或者借贷的方式来获取资金。由于政府不能直接贷款，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或“城投公司”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一方面，上述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了资金，推动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攀升，对土地融资的依赖程度升高，城市过度蔓延，且外来人口被排除在城市服务之外。在此背景下，亟需向可持续的城市财政体系转变，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地方债务管理框架，取代“土地财政”，并将无户籍人群纳入城市服务当中。
2014年初，中国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遏制预算外资源，控制地方政府借款，提高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等。第二阶段则是要进行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房产税、资源税等方面的改革。第三个阶段是进行政府间关系的改革，对收入和责任进行重新分配。然而，上述改革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境。
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2010年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翻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19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两个目标需要分步实现。但是，目前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加上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导致债务情况恶化，银行体系面临较大风险，将会影响上述目标的实现。城市政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资者，目前政府的预算无法满足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产生了较大的缺口。如果无法实施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城市政府的财政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影响。
与世界其他城市类似，中国许多城市也面临城市化融资方面的挑战，比如如何征税，何时征收使用费，债贷多少等等。2013年以来，中国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取消预算外收入，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在建立地方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何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模式的转变，仍然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演讲人：黄佩华，墨尔本大学教授
(本稿根据现场记录和PPT整理而成，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