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推文根据2022年11月5日北大-林肯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系列论坛之一“双碳目标下中国城镇化路径：前沿思考”主题报告整理而成，经报告人陆铭教授审阅。
报告人：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
摘要：
本报告立足于双碳目标和中国转型研究背景，探索经济发展和减排双赢的实现路径。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双碳目标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和单位能耗下降的多赢，使中国经济“在集聚中减碳”。
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但对于减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存在许多误区。如不少地区为实现单位GDP减排目标，动用限额、罚款等行政规制手段，有些甚至通过控制工业发展速度来减排。社会上普遍的刻板印象是，一直把环境污染和大城市病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城市人口集聚会带来污染和高能耗。
实际上，发展和减排并不矛盾。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GDP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人口集聚会使城市排污产生规模效应，排污治污效率更高，进而减少人均排污量。且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会发生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而服务业比较环境友好，这样就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单位GDP排放降低（陆铭、冯皓，2014）。研究还显示，城市人口规模和各种排污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强（郑怡林和陆铭，2018，见图1）。
图1 主要污染排放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来源：郑怡林和陆铭, 2018）
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探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减碳目标的路径，是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全局视角和一般均衡思维
要实现发展和减排的双赢，还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2022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指出：“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双碳目标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生产要素向高生产效率地区集聚，既可以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又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由于自然条件、制度和政策导向等，不同区域存在生产效率的差别，中国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存在区域分割，不利于地区间实现人均GDP上的“平衡发展”，也加剧了经济发展和减排的矛盾。
在中国转型时期的体制、政策背景下，如果政策因素阻碍了要素和商品的国内大循环，会影响产业结构、规模经济效应和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对于具有排放和经济发展规模效应的地区，如果资源再配置的效应被阻碍，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也不利于降低单位GDP的排放；反之，如果能够克服地区间生产要素配置的障碍，则可以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情况下兼顾经济集聚和减碳目标的实现（钟粤俊、奚锡灿、陆铭，2022，如图2）。
图2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与环境效应
我们最近的研究基于空间一般均衡的量化分析方法，结构式地估计讨论集聚与减排的关系，探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效应。探讨要素和产品市场在区域间分割如何导致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和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将促使要素向高生产率和高能源效率地区集聚，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效率提高的双赢。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有：将区域间的能源利用效率差异引入空间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定量分析区域间资源配置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关注再配置效应和集聚经济，是对资源配置环境效应文献的重要补充。
我们同时研究了空间错配对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将中国特征事实和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结合，提供资源空间配置影响环境的中国证据，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共赢给出理论指导和可行的政策建议（钟粤俊、奚锡灿、陆铭，2022）。
研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构建特征事实：
（1）2000-2019年中国各区域间能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单位GDP能耗和人均GDP负相关。
图3 历年各地区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
（2）区域发展政策下地区间能源利用效率分化，2003年以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出现了分化，在控制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变量之后，沿海地区单位GDP能耗出现下降趋势，而内陆地区则出现了单位GDP能耗上升。同时，各区域能源效率受区域内的空间集聚影响，空间基尼系数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沿海地区的空间集聚对减排的正效应更强，内陆地区也存在空间集聚对减排的正效应。
图4 历年单位GDP能耗变化回归系数
我们构建了包含区域间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差异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理论模型中存在n个地区，每个地区包含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每个地区有一个能源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能源。产品在地区间均可贸易，但需付出既同自然条件和运输技术相关，又受制度性的区域分割影响的“冰山型”贸易成本，贸易成本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或制度来降低。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存在成本，劳动力虽然可以跨区域迁移，但面临由劳动力流动成本带来的效用损失。
反事实分析表明，降低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跨区域人口流动大幅增长，非农就业占比和人均实际GDP上升，单位GDP能耗显著下降。让流入非农部门的迁移成本下降为2010年迁移成本的60%，非农部门迁移成本会使省内跨部门移民增加20%，省际移民增加46%，非农就业占比增加6%，实际GDP增长8.6%，单位实际和名义GDP能耗分别下降2.1%和2.2%。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非农就业占比和人均实际GDP增加，单位GDP能耗大幅下降。如果2010年贸易成本下降，且幅度达到2000-2010年的贸易成本下降量，省际移民增长33%，非农就业占比上升2.7%，实际GDP和社会总福利分别增长34%和22%，单位GDP能耗下降7.8%以上。上述效应会随着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而扩大。
研究得出结论，要素和商品的国内循环不畅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和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中国有转型时期要素跨地区配置障碍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和数据从空间视角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和环境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双碳目标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和单位能耗下降的多赢，使中国经济“在集聚中减碳”。
中国是一个兼顾全局和多维发展目标的大国，需要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破除商品和要素跨地区配置障碍，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统一大市场对现代经济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陆铭、冯皓，2014，《集聚与减排：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第7期，86-114页。
郑怡林、陆铭，2018,《大城市更不环保吗？基于规模效应和同群效应的分析》，《复旦学报》，第1期，133-143页。
钟粤俊、奚锡灿、陆铭，2022，《在集聚中减碳：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效应》，工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