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鹏教授是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土地表面变化、公共卫生、血吸虫病的时空分布、疟疾、禽流感。他曾获多项荣誉和奖项，诸如2008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在遥感领域的杰出贡献奖，1994年美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大奖等。他也将成为香港大学副校长。这次会议他探讨了健康城市、星球健康以及生态文明。
数据的监测将对城市规划的实践提供很重要的参考，对未来可持续城市的规划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要将城市规划之前的一些原则和传统继承下来，但是还需要去超越，看看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如何更好，整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系统化、多学科、多领域的思维方式，也需要关注城市居民福祉，而不仅仅是关注GDP或其他因素，这是全球的趋势。如何逐步去评估城市的发展，在未来的城市中如何设计好指标体系，做好发展评估，这些是我们讨论的一些重点，我们也在这些议题上开展了一些工作。
首先来探讨一下城市的规模问题。美国一个研究院做了一些相应的研究，关于城市的人口等参数，如果从对数的角度来讲，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线性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统计的分析，从这个统计分析里，关于GDP和道路网络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城市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这个公式是否能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呢？Rettencout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把这个模型放到中国来。这里有一些类似的比较，散点图不是那么线性，分布更加宽泛，数据并不是特别齐全，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数据存在覆盖面并不一定完整的问题。这个模型里面的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规模模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规律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预测未来，同时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应用到中国来，但是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如此，大家看到跟美国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哪些其他驱动的参数导致了这些变化呢？如果考虑偏差，可以看到能源驱动型经济发达的城市，包括鄂尔多斯，他们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是超线性的曲线。深圳也是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它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偏差，像重庆这样在西部的城市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这是可以看到的一些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偏差。从大的偏差上来看，可以看看有什么样的驱动力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差异，比如说模型的差异和偏离。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希望能看看全球城市的发展是否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随着我们向未来走去，从GDP、人口、城市规模和其他经济的因素考虑，这些因素它是否能够像模型一样来帮我们预测城市的未来。这个模型是我们过去所建设的，跟我们这个主题非常相关。
2. 从健康维度看中国城镇化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城市的定义，是说那些能够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政策，营造自然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居民在完成各种生活目标和实现自己潜力方面能相互支持的城市。在中国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我们起草了一份报告，这是由柳叶刀健康城市编写委员会来编写的，它主要是希望总结中国的健康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的案例、教训、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持续发表中国健康城市的进展报告，在未来的报告中可以再加入一些全球性的观点。已经观测到中国城镇化是在持续进行，不断加速，现在正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从199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试点健康城市的建设。
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到19%，现在大概占到60%。大概有7亿人在过去的40年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原来的1.5亿城镇人口到现在接近8亿城镇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大概翻了5倍。而土地的增长更快，城镇土地增加了13倍，土地城镇化比人口城镇化要更快。在过去的30年间，随着城镇化的进展，中国城市人均期望寿命在逐渐增加，虽然男性和女性增加的程度不一样，但总体是在增加的。1990年到2010年，再到2015年，城镇人口期望寿命的增加斜度是更斜的，而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和城镇化率是非常相关的，人们现在在城镇里生活的寿命更长，大家的健康也在改善。
但是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诸如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新发传染病，以及人口老龄化。中国医疗改革面临一些困难，医疗支出也在上涨，健康均等化还没有实现。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癌症患病率比90年代要高，在慢性疾病中，现在大家越来越关心的是造成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因素，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身体活动少，饮食不平衡，吸烟酗酒，极端天气事件，特别是极端的炎热天气，新陈代谢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都是造成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
在传染疾病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染性疾病都在下降，但是有一些性传播疾病和血液传播疾病患病率却在上升。还有身体伤害，其中包括摔倒、交通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外伤，以及精神疾患在增高，这些也影响到中国城市健康的问题。此外老龄化、健康卫生公平性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采取行动，比如现在正在控制环境污染，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加强疾病预防和控制，同时进行医疗改革。大家有很大的动力，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希望进一步推进医疗改革。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健康城市开展试点。
图 3. 中国 1990-1992 及 2013 年总癌症死亡率
1990-92 年（A）男性（B）女性；2013 年（C）男性（D）女性
这些是报告中的一些例子，比如在1990年以来的中国国家卫生城市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具体的城市里面，要想取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是需要达到超过100项标准，这个城市才能够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所以现在很多城市无法满足这100多项要求。但是国家卫生城市极大地帮助中国改善城市的环境，并且促进了健康城市的实现。
从2016年开始，健康城市试点开始扩大，目前有8个城市正在试点建设中，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足，首先是对城市健康复杂性认识不足，同时应对的行动是破碎化的，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来解决城市所面对的健康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缺乏一个广泛的参与。我们也经常注意到，政府各个不同部门之间，他们相互合作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解决健康问题方面。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提升健康均等化。
我们的委员会报告里面尤其提到了，要实现健康城市需要采取系统性的方式来管理城市健康，需要全政府、全社会的参与，同时需要解决城市健康问题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我们也认为，一个健康城市需要有政治支持，需要有社会经济条件，还需要有科技发展。政治支持就是说市政府需要拨出足够的资源来支持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更广泛的城市来建设中国健康城市，现在恰逢其时。90年代初城市化刚刚兴起，现在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技术，卫生城市的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国家政府也有强烈的政治意愿。
委员会做了五条建议：一是应该把健康融入到所有的政策，其中要从城市规划开始，所以在未来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我们要把健康纳入进去。二是需要有更广泛的、更多跨部门的参与和协作，我们建议设定这个目标来监测，需要建立一个监测指标来监测健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政府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同时第三方评估机构也是非常重要，在这个评估过程当中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经济的数据。同时也希望做更多的有关健康城市的教育和研究。私营部门也可以在其中扮演很大的角色，因为私营部门雇佣了80%的城市劳力，同时他们对于经济GDP的贡献也达到了60%。私营企业可以采取行动，来提高雇员的健康。
图 4. 1990年以来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绩
我们以城市作为工作的着眼点，还需要考虑到自然，考虑到城市的周边，所以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地球健康或者是所谓的同一健康的概念。Richard Horton是柳叶刀的主编，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他说“简而言之，星球健康就是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文明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的健康”。在2015年之后，我们看到柳叶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就星球健康来发布报告。柳叶刀在2015年11月14号，大概是5年前，出版了《星球健康》这本书，现在这个委员会正在做第二版的《星球健康》的报告。在报告中，它谈到了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是在增加的，但是它的代价是人数的增加，同时资源利用的增加，比如说水资源、热带森林的减少，海洋的酸化，多样性的减少，气候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
很多人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维度之后，提出了星球边界或者行星边界的概念，进而指出，我们不应该去突破某些边界或者门槛，或者说在某些维度上存在一个触发点，一旦超越了这个边界，那就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给整个地球母亲造成巨大的灾难，甚至是不可转换的灾难。各种环境变化对食物数量及质量产生了影响，之前也谈到了土地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包括过度捕捞，海洋酸化、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还有对健康的影响，从行星边界的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比如说气候变化、频流层、臭氧损耗、森林砍伐、地表覆盖变化、土地荒漠化、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淡水枯竭消耗，城市化影响，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破坏等等，这些都对生态系统有巨大的影响，影响到人类的健康。
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了社会经济和金融的解决方案，首先需要建设可持续和健康的城市，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进行主动的交通，使用公共交通，减少细颗粒物的空气污染，同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绿地，提升生物多样性，改善热岛效应，促进水源涵养，改善健康食品的可获取性，同时要让健康食品更加可及，还需要增强对洪水、风暴以及干旱的应对能力。恢复生态系统在调节淡水总量和水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城市在未来可能存在淡水资源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食品供应链上有巨大的食物浪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食物都是浪费掉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尽量避免的。城市系统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让自愿性的家庭规划推广到全世界，避免人口增长的爆炸。
我们需要更多的规划和实践，但是还缺乏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个是清华大学的校园，大家可以看到为了分开我们的步道、自行车道、机动车道，我们放了这样的栏杆，但是这个栏杆却放在了过马路的斑马线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城市发展中破碎的解决方式或者是校园的破碎化的解决方法。十字过街的斑马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过街的时候站到绿地上面吗？我们应该告诉管理者做一些改变，比如在这里，大家晚上如果骑自行车的话，他们很容易受伤。同时还有一些路是没有人行道或者没有过街的斑马线，在北京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但是如果你告诉政府要做改变的话，他们只会改变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点，他们并不会采取系统性的方式。所以我想请大家注意，这里没有行人通道，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有相应的法律以及监管措施来指导活动和行为，同时指导城市的规划。我们需要有数据为驱动和循证为驱动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来进行未来规划。我们也需要要将之前谈到的这些纳入进来，同时把各种因素考虑进来。我们需要有全球的系统化思维，全局的思维，必须要采用多领域、跨学科的方式来对未来城市进行规划。
(本文根据演讲现场纪录和ppt整理而成)
演讲人：
宫鹏，现任香港大学副校长，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理学院院长、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
整理者：
王俊凯，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2020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