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演讲人：

Michael Spence,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休讲席教授、前院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动态竞争和信息经济学。

主旨演讲中，他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状况、减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能源转型时期主要经济体的碳交易和碳价问题、以及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乐观前景。

一、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和供应链问题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缓步复苏。但经济复苏不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迅速，还有些变缓的趋势。对于低收入国家，疫苗的全球推广进程还是过慢。另外，整个供应链流程受到了阻塞。目前我们处在全球经济的转折阶段，供应链和供应端都受到疫情制约，还有通胀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不一样，之前是因为金融监管领域出现问题，而现在很多转型问题同时出现，的确需要我们紧密关注。

二、全球经济主要转型

经济转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在全球层面上，经济重心正在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虽然比中国经济发展晚15年左右，但也正在迎头赶上。另外，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的，信息通信技术正在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生物医疗科学快速发展，医疗领域不断革新，能源部门应对气候变化而转型，低成本、强有力的技术越来越多地涌现，不仅推动社会发展，还有助我们实现更多的想象。

三、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60亿吨，这是根据生产和增长层面计算出来的。在70年代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40亿吨，比现在要低很多。

中国经济体量大，碳排也多。印度在排放量上还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其经济体量比中国小很多，只有人口和中国是可比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体里面主要的碳排放经济体（图1）,中国目前是第一，占10.2%，美国5.3%，印度2.6%。全球70%左右的碳排来自于排名前7的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日本）。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后，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多维度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各个国家的承诺和切实的行动。如果这些主要的排放国没有采取行动，他们之间没有合作，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都会收效甚微。

图1 世界各国碳排放量

四、碳排放和经济发展

很多人会疑惑每年350-400亿吨的排放应该如何降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阻力。全球经济在未来仍保持每年3%的增长，并将持续增长几十年，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正处在往发达和高收入国家转变发展的快速进程之中。所以，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能够控制碳排放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能使得升温控制在1.5度之内？有人计算过，如果升温控制在1.5度之内，每年碳排放量应控制在140亿吨。2050年之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碳投入也要每年下降7%。同时还需要每年全球大约3-3.5万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例大概为50%-50%。如何在公私合作之间促成更多碳减排是非常大的考验。

中等收入国家是一股强势的推动力量，但是在疫情之后很多国家已经举步维艰，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可支配收入已经受到很多的压缩，这也对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平衡的能源转型

能源价格如今快速地上升，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一方面需要推动绿色经济，这需要有一系列的机制、规划和路径，比如进一步扩大非碳能源的来源和提高能源的效率，尤其是在未来30-40年里循序渐进的城镇化以及建设过程中，将会重点发展这些技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碳捕获和碳清洁技术。但是这些仍然需要几十年来实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制定针对碳能源的计划，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将停止使用碳能源。如果这两者不平衡，就会带来经济的动荡，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苗头。

这样的状况让大家感到不安。我们希望人们能够关注在经济继续发展中，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如果没有替代的方案，我们目前的方案则不是均衡的，也不是理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更匹配的方案。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大的转型都是有颠覆性的。比如就业会下降，或者说在过程中会受到一些损失。为了使转型取得成功，我们应该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些资金支持机制，缓冲这些转型带来的冲击，否则将会触发大家的抵触情绪。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承担起这些责任，共同做这项工作。

六、碳交易和碳价

今年夏天气候灾害频发，覆盖范围也很广。今年7月份，洪水和飓风灾害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图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也提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预防气候变化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碳交易出现之前，也有过成功的环境有害物交易，比如说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酸雨的来源，制定一个关于它的排放定价体系是非常有效的。相比之下，臭氧就不太一样，臭氧是通过国际协定进行直接监管。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在交易上是更加困难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二氧化碳排放源更多并且更加复杂；第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测量是困难的。但是推动碳交易的进程并不需要完全覆盖所有排放源，中国已经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美国也有加州交易体系，欧盟也有更加成熟的碳交易体系，这些都是碳交易进步的表现。

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强制性的体系。首先，我们必须要对碳定价。碳交易实际上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能够将经济激励措施转化成价值，使我们能实现想要的经济行为和可持续增长相一致的目标。

碳价是市场价格，实际上反映了二氧化碳减排的边际成本。碳交易体系能够减少减排成本并使其最小化，在这个体系下高排放企业不得不购买碳排放许可证，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价格和成本均衡。碳税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并没有一个机制能确保减排是在低成本领域进行。

碳交易还能够带来平等的竞争环境，尤其在是将碳进行经济化利用的技术上，能够鼓励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进步，从而帮助我们实现经济绿色化。相比传统技术来说，新的技术必须要有平等的竞争环境，我们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进展。

图2 2021年1-7月洪涝灾害分布图

七、国际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讲，减碳合作是非常困难的。碳交易的体系如果能在价格和覆盖范围合理的情况下合并，那我们就能够建立国际间的碳市场。中国在未来10年实现碳达峰，这是可行的。但是印度没办法在2030年之前达到这个目标。一些重要的机制需要我们关注，比如，如何能够对全球碳的预算进行公平分配，因为碳预算是跨时空跨国界的。发达国家到2050年将会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现在和2030年之间发生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中国也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承诺，中国2060年碳中和也是可行的，印度承诺在2070碳中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时间，这是无可厚非的。

从全球来讲，不管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上，都需要有技术跨境的转移。我要在此强调，无障碍技术跨境转移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未来是否能够在升温控制方面取得成功。

八、工具

在我们手中已经有一些非常有力的工具，有些工具其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并且这些工具还都挺便宜的，至少比之前便宜了很多。比如说风能和太阳能，现在的价格是过去的1/5（图3）。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已经存在，这些是资本密集型的。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投入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对贫困国家来讲。

图3 太阳能成本示意图（2010年至今）

我们也可以看看半导体领域，这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主题。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技术，比如说物联网自动化半自动化工具和采暖方面的工具等等，这些技术越来越便宜。大家还记得十年前半导体芯片的价格和尺寸吗？8毫米左右的芯片是什么样的价格呢？现在手机用的是5纳米的芯片，再过几年我们就能用上3纳米的芯片（图4）。

图4 芯片规格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