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分论坛系列讲稿之五
Eric J. Heikkila教授谈“如何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类”
美国南加州大学Eric J. Heikkila教授讨论了全球城市的分类问题。他介绍了两个城市分类的例子，一是中国典型城市的分类，二是城市塑造（city shaping）的分类。前者通过提取中国城市五年规划中的关键词，对城市样本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后者关注塑造城市的驱动因素，尤其是经济文化价值与历史地理背景对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影响。
这是Heikkila教授与湖南大学Xu Ying教授合作的一项研究，发表在
Urban Studies。他们认为，城市分类对国家城市化政策的拟定是重要的，中国城市有丰富的多样性，一刀切的政策是不奏效的。然而，也要认识到许多城市之间的共性，通过识别若干城市类型来有区别地拟定城市发展政策，会更为有效。
由于中国城市都很积极地制定战略规划，其中五年规划又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规划，他们首先选择研究五年规划的数据，分析规划中表现出来的城市特点。通过观察每一个城市独特的战略规划，可以发现其中是有一定共性的，这些共性的内容进而反映出中国的城市是如何相互学习的。如果每一个城市都独立制定自己的五年规划而不去相互倾听，那就丧失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与此相对，如果每个城市都采用同样的战略规划，那么城市本身的一些关键的差异在规划中又会丧失了。因此，他们收集了一批中国城市样本，通过城市样本分类，把中国的城市分成几组类型。
他们从中国城市的五年规划开始，最先是十一五，之后是十二五，到现在的十三五，把五年规划作为一个调查工具，对内容进行分析，抽取出一些关键词，再对这些关键词使用聚类分析，以便找到可以分组的几类城市。然后他们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得到更多的社会、经济、人口的数据，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数据库。他们分析得出七组城市类型，每一组城市大约都有四十个城市，从每一个城市的档案，可以看到他们在规划中的主要活动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
Heikkila教授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在中国适用，但不一定同样适用美国，因为在美国城市不做五年规划，也没有中央统一的集中管理机制。
Heikkila教授接下来讲述了第二个案例，这种分类方式与上一个截然不同，研究成果发表在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他首先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学科背景对他的研究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十年，基于他在全球特别是在亚洲的工作经历，以及博士阶段的经济学背景，使他通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在出差旅行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对某些城市的形态和运行的认识，完全超越了经济学学科能力的理解。所以他觉得有一种他称为塑造城市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经济的，还包括文化价值。他认为文化价值在城市塑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历史和地理的背景。比如说香港，香港的独特性是与其历史和地理背景密切相关的。
教授提出了两类力量，每类分两种。第一类是基于价值的力量，包括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推动力，第二类是产生影响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他以航海为例，风和潮汐可以帮助推动船只，但海岸线和水下特点也是不能忽略的。具体而言，经济力量有投资、生产率、劳力资源和凯恩斯主义等因素；文化力量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合约、共同认可的目标、全球化中的地方抵触；历史力量有路径依赖、殖民遗产、历史记忆、历史身份等；地理力量有区位（如核心与边缘之分）、基于地方的身份特点等因素。
如何通过认识塑造城市的力量来引导城市发展进程呢？他认为应该考虑有哪些驱动力，并且思考城市发展怎样才能融合到城市的背景当中。设想有一些价值可以在市场交易中得以体现，比如说，经济学家会为避
免环境污染提出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但是如果大家都考虑到生态价值的话，即使是一个受经济价值驱动的人，不给他提供经济激励，他也会选择保护环境。
最后Heikkila教授建立了一个坐标系，横轴左边是文化价值，右边是商业价值，纵轴上面是时间标识（Becoming），下面是空间标识（Being）。他把洛杉矶放在第二象限，因为洛杉矶处在一种正在成为的状态，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本地的文化，文化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驱动力。他把北京放在第三象限，北京注重文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其身份是稳定的。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图表，把现有的价值和身份综合在一起思考，可以看到第三象限是注重空间和文化的，更偏向于传统；而第一象限可能更多的是现代性。
（文稿根据演讲现场纪录和PPT整理而成，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对）
演讲人：Eric J. Heikkila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Price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国际项目主任，教授
整理者：杨佳意，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