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的城市价值、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分论坛系列讲稿之四
Adrian Favell教授与孙丽讲师谈“欧洲和中国城市的移民工人与区域治理”
来自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的Adrian Favell教授和孙丽讲师做了题为“欧洲和中国城市的移民工人与区域治理”的演讲，他们介绍了中国和欧洲移民的数量、流动方向以及产生的影响，并且对中国和欧洲的移民市场进行了比较。
移民工人是指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工作的人群。对于欧盟而言，他们既包括统一劳动力市场内部流动的人群，也包括来自欧盟外的移民。中国的移民工人是指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人群。劳动力在欧盟内的跨境流动与在中国户籍体系之下的跨省市流动具有相似性，均存在一定限制，导致移民工人在城市融入和城市福利待遇等方面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中国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让1亿进城农民工拥有城市户口。部分中小城市比如四川德阳市正在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规定申请人只需要德阳市居民提供一份担保，就可以获得德阳市户口。但是，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移民工人很难获得城市居住证。上海的农民工目前有以下几种居住状态：没有任何居住证件、有暂时居住证、有短期居住证、有长期居住证和有户口等。不同居住状态对应着不同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补贴等福利水平，有户口的人拥有全部的城市福利和权利，越往下拥有的福利和权利就越少。移民工人在城市工作生活若干年后，参与社会保险，才有可能获得长期居住证或户口。
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政策具有较大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政府需要花费十万元人民币，为每个新增城市移民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许多移民接收城市的财政状况，无法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如何做到既保障移民工人的权利，又不给地方财政增加太大的负担？如何实现移民权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欧盟非常强调经济融合、协同发展的概念，这样便于货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跨境活动。同时，欧盟也非常强调人的自由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赋予这些移民欧盟公民的权利，允许其在欧盟其他国家开展购物、工作等基本活动，不会受国籍的限制。目前，欧盟内部移民工人流动方向与传统的移民方向相似，呈现出几个大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流向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许多国家对移民工人持欢迎态度，同时生活方式、教育等因素也影响着移民工人的选择。
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衍生出了移民经济。然而，这两个国家移民经济的来源存在较大差别。德国的大量移民工人，比如说波兰移民等，大多数从事着比较边缘的、低端的工作。而英国是一个相对包容的国家，移民工人可以在英国工作、生活、进行社会活动，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面临任何歧视。根据2014年统计数据，
英国人口中出生于国外的有37%居住在伦敦，13%居住在英国东南部。有人说，伦敦是人口开放政策的最大得益者，在这里，才能比国籍更为重要。事实上，伦敦的人均GDP是欧盟27国平均值的三倍，每7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外国人，92%的外国人的年龄低于35岁，超过一半的外国劳动力来自高度发达国家，具备高技能、拥有高学历的比例高于当地人，且平均收入比当地人高出19%。他们的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的成本都由国外负担。
移民工人也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英国当地民众面临失业，越来越不欢迎移民工人。这种紧张状态似乎已经到了临界点，成为英国民众选择脱欧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欧盟而言，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与更高的移民工人流动性以及区域一体化相适应，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整体而言，移民促进了西欧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西欧享受了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同时，移民也会对区域政治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外，除了正式移民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移民问题值得研究。欧盟和中国都是两个移民工人流动凸显的地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很多特点可以借鉴到欧洲，欧洲也可以参照中国的发展经验制定区域政策。
演讲人：Adrian Favell，利兹大学教授；孙丽，利兹大学讲师
(本稿根据现场记录和PPT整理而成，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对)
